我很小的時候就是“中學生”了——倒不是因為我是天才兒童，而是因為父親是中學老師，我的家也一直都在中學里。父親于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調(diào)回臨川一中，我便結(jié)束了在外婆家借住的歷史回到了父母身邊。

　　從小生活在中學校園，我所了解到的臨川一中和她的老師們，少了一份神秘而多了幾分親切，他們是我的 “徐伯伯”（徐琪瑞老師）、“上海阿姨”（郁佩珍老師）和“筱云姐姐”（范筱云老師）……偶爾，我也會調(diào)皮地學著大人們的腔調(diào)叫著某老師的諢號，如“黃均仔”（黃均權(quán)老師）地亂叫幾句，然后沖著他吐舌頭做鬼臉。還有顏志復(fù)老師，總是字正腔圓地說著普通話，喜歡逗我玩，有時候還會用我聽不太懂的話訓斥我一兩句，他曾握著我的兩個小拳頭，用形象生動的辦法教會了讀小學的我怎樣分辨一年中的大小月，這個辦法被我沿用至今……說起臨川一中的老師，就像說起我的家人，我對他們天生地懷著一份親情，因為我對他們的認識和了解，不是首先來自正襟危坐的課堂，而是來自于真真切切的生活。 

　　回想起來，八十年代初的生活仍然是苦的。我們家和其他很多老師家都住在以前的舊教室改造過的房子里，廁所是公共廁所，廚房是后來才有的，那時學校沿著校園的西墻蓋了一圈簡易的磚瓦房，解決各家的煮飯問題，用今天的眼光看來，那房子跟豬圈差不了太多，但在當時已經(jīng)讓老師及其家屬們歡天喜地了。自來水也是后來才有的。媽媽們洗菜要去提井水，洗衣要去學校外面的宜匯渠…… 

　　日子的艱辛卻私毫沒有影響孩子們玩樂的好興致。記憶中的一中校園有很多古樹，桃樹，柚子樹，粟樹，皂角，梧桐等等，我的很多植物學常識就從認識那些樹開始。夏天的時候濃蔭匝地，知了歡唱，房屋東邊的兩棵合歡樹總是開出無數(shù)朵毛絨絨的小紅花，美得燦爛而溫柔。我們在樹下跳房子、踢鍵子、捉迷藏，玩著所有孩子們都玩的游戲。中飯的時候，大人小孩都一邊端著碗一邊圍著收音機聽說書人的故事；誰家切了個大西瓜，總是讓孩子端著各家各戶地送幾塊去…… 

　　印象中一中的老師是喜歡文藝活動的，一到什么意義重大的日子，老師學生齊上場，吹拉彈唱樣樣來，偷偷地扒在窗口看大人們排演被我視若過節(jié)，我那顆小小的心常常因之而盛滿了歡喜艷羨。我至今仍然懷念那個沒有電視機，沒有卡拉OK時代的娛樂方式，單元房和電視機讓我們擁有了自己的隱私權(quán)和對世界的知情權(quán)，卻讓我們失去了太多的人與人之間無間的交流和人類歡娛的儀式感，但這被稱作“進步”，且不說它吧，且說在那個物質(zhì)相對匱乏的年代里，周圍叔叔阿姨們無比樂觀的生活態(tài)度就這樣深深地影響了我，讓我知道生命中最可寶貴的快樂并不在于物質(zhì)的豐盈與舒適。 

　　我的很多鄰居后來都成了我的老師，比如教化學的李三根老師，教英語的范筱云老師，教物理的胡克亮老師，等等。現(xiàn)在想來，老師——這個在多數(shù)孩子心中權(quán)威得不可侵犯的形象，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成長過程中，卻帶著更多人性化的溫暖色澤，它不是一個概念，不是一種權(quán)威，而是一些具體可感的真實的人，這樣的經(jīng)歷對于自己今后成長為一名深具平等意識、洞察人性的記者，是大有裨益的。 

　　家住中學的益處還在于，從小仰頭看大哥哥大姐姐們成熟的臉，聽他們?nèi)绾纬煽兞说?，如何考上名牌大學的種種“豐功偉績”，對我，是一種動力。當然，有時候動力也來自于老師巧妙的激勵。記得高三的時候，吳立民老師教我們班的數(shù)學，每次為了獲取他在我們作業(yè)本上那一個字跡公整的“閱”字，我們每個人都拿出了超乎尋常文科生對數(shù)學學習的巨大熱情和加倍的小心，因為，在我們的眼里，嚴苛的吳老師那寶貴的“閱”字就意味著完美無缺，而追求完美的結(jié)果是，我們班所有人的數(shù)學成績都像雨后的竹子一般不停地拔節(jié)。 

　　今天的臨川一中已經(jīng)越辦越紅火了，作為她的一份子，我為之高興也為之驕傲。很多人都說臨川出才子，我不是一個風物決定論者，但是，有一點我是清楚的——臨川一中的老師確實是一群我見過的最勤奮也最付出的老師，他們對學生的愛也是極其無私的。想一下那些曾經(jīng)教過我的老師們，尤其是班主任們（饒祥明老師、蔡曉明老師等都曾做過我的班主任），他們一年中所投入到一個班級和學生上的時間和心力絕對是多得驚人的，一定多過他們分給家人的時間。我想，大部分的老師實際上都是把班級當作自己的家，把自己的學生當成了自己的家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