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從羅湖小學畢業(yè)考入臨川一中迄今已近半個世紀，在母校六年生活和學習的情景，今天回憶起來歷歷在目，倍感美好和親切。
那年羅湖街上考人母校的共有五個同學，羅湖離上頓渡有四十余里，開始是七、八里鄉(xiāng)間小路，其余是沙石公路，我們都沒有出過遠門，開學時，除個別年齡較大的同學步行外，我和其他同學都由家里長輩用獨輪木車連同行李一起送到學校。我們大都來自農村，很少離開家鄉(xiāng)和父母，到學校后特別想家，那時又沒有電話，寫信也不方便，有的同學想家想的掉眼淚。有一次周末我宿舍一個青泥同學想家想得坐在床上大哭起來，引起在場其他同學的思鄉(xiāng)情懷，大家都跟著哭起來了。那時交通不發(fā)達，多數(shù)鄉(xiāng)鎮(zhèn)不通公路，無班車到達。周六下午上完課，天氣又好時，同學相約，三、五成群，油紙竹柄雨傘的一端掛著裝有衣物的房公袋[一種用布制成的長方形口袋]組成的整個行李往肩上一放，打著赤腳，滿懷馬上就要見到爸媽的期盼，大步流星朝家走。有的家離學校幾十里，上百里，周六回家，周日回校，全靠兩腿步行，其艱難可想而知。
即便如此，大家仍樂此不疲，每個學期都要回幾次家看看。1956年國家經濟形勢很好，商品既豐富又便宜，學校每月伙食費只要6.6元，吃得很好，八人一桌，有魚有肉有蛋有蔬菜有豆腐，飯不限量，吃飽為止。但從1959年開始，由于人禍天災，農業(yè)經濟遭到很大破壞，糧油定量，數(shù)量不夠吃，教職員工都吃竹筒蒸飯，魚肉蛋等成了稀罕之物，蔬菜也很少了，有時沒有菜就吃醬油鹽水湯，當時我們正處身體生長發(fā)育階段，常常感到餓，有的個子大的同學還有餓暈倒的，這種情況一直持續(xù)到1962年高中畢業(yè)。
1956年母校初中一年級共招收九個班學生，家在上頓渡及其附近的學生分在第八、第九班，不在學校住宿，是走讀生，另外七個班是寄宿生。我們寄宿生和部分教職員工約五百余人住在離教學區(qū)一里多路的許家大院。許家大院不但面積很大，而且結構合理，布局巧妙，建筑精美，可惜今天不復存在了。在宿舍，學生睡的是床板挨著床板的通鋪，有的大房間可以住二、三十個人。那時沒有自來水，洗、漱、洗衣等生活用水都是從大院的水井中提取來的。天熱時，男生都到上頓渡河或金臨渠去洗澡。晚飯后我們三三兩兩到校園旁、金臨渠畔和田野路上漫步，看清澈的金臨渠水在腳下靜靜流過，春天田野綠波滾滾，小橋下流水潺潺，河岸邊垂柳依依，隨風飄蕩，泥土和花草的芬芳隨著習習的春風撲面而來，使人陶醉。那時沒有工業(yè)污染，水特別清，天特別蘭，空氣特別清新，散步感到心曠神怡。
晚七點，我們在燒油的氣燈下自習，氣燈雖有輕微的響聲，但光線特別柔和。我在母校六年，極少看到有人近視，而現(xiàn)在中學生近視很多，不知什么原因。
我在母校的六年正是母校創(chuàng)辦初期，在校長黃定華的領導下，整個學校朝氣蓬勃，蒸蒸日上。母校重視學生德、智、體、美全面發(fā)展。當時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大躍進時我們學生曾到銅源附近的青連山挖鐵礦，我們手挖肩挑把上頓渡的養(yǎng)魚溏建成了，我們還到農村參加過許多農業(yè)勞動。母校的體育更是搞得有聲有色，碩果累累，我們通過自己的雙手建成了五四運動場，全校性的體育鍛煉熱火朝天，增強了學生的體質，涌現(xiàn)和培養(yǎng)了一批運動員，學校也因此成為全國體育紅旗學校，不但為臨川也為江西贏得了榮譽,其中陳仕興、黃維藩等體育老師也功不可沒。母校對美育也很重視，初中時既開了美術課，也開了音樂課，教這些課 的老師如龍雪祥、李春陽和何祥孚老師都很出色。歌曲《滿江紅》中“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是年輕時激勵我奮斗的號角，我對音樂的愛好就是從那時培養(yǎng)的。
在文化知識的教育上，母校更是集中了一批熱愛教學、知識淵博、經驗豐富的優(yōu)秀老師。教我物理的張為曙老師、章上元老師、教數(shù)學的鄒振全老師、樂月生老師、教化學的蘭希定老師、教語文的何瑛老師、教俄語的周錦龍老師都教得棒極了！初中上物理課時張為曙老師用電影院散場時出口的大門越大，人出去的阻力越小，門越小阻力越大來比喻導線的電阻與導線的截面積成反比，這個形象生動的比喻不但使我一下子就記住了導線的電阻與導線截面積的關系，而且再也忘不了。鄒振全老師在給我們上第一節(jié)幾何課時，大講學習幾何的意義，同時狠批“人生有幾何？何必學幾何，學了幾何有何用？不學幾何又如何？！”所反映的學習幾何無用論和讀書無用論，其情其景，至今記憶猶新。人禍天災所造成的全國性的經濟困難在1962年達到了頂點，在教育戰(zhàn)線上反映很突出，像撫州地區(qū)贛東大學等地區(qū)或地級市在大躍進時期創(chuàng)辦的大學統(tǒng)統(tǒng)被取消，省辦大學的從農村來的學生都放長假回家，由于經費困難，1962年全國高校招生人數(shù)大幅度削減，而1962年的高中畢業(yè)生正是全國剛解放時的1950年進小學的學生，人數(shù)特別多，因此1962年的高考是建國以來最難考的一次。當年母校參加高考的共117人，被錄取的只有13人，錄取率只有百分之十一，13人中有4人考取全國重點大學，其中第一班有三個，我考取北京大學，熊木清考取復旦大學，陳仁興考取北京師范大學，第三班的何鑫芳考取西北工業(yè)大學。
據(jù)說母校這次高考成績在全省都位于前列。不少中學考得很慘，競無一人被錄取。剛成立不久的母校一炮打響，嶄露頭角，從此母校在全省乃至全國一路高歌猛進，名揚四海，作為母校的學子無不感到驕傲和自豪！1962年高考考場設在現(xiàn)撫州一中，我校考生從上頓渡來到撫州，住在原臨川縣招待所內〔現(xiàn)撫州市供電局內〕，從臨川縣招待所到撫州一中大約一公里的路程?？祭砉ゎ惖墓部既?，每天上、下午各考一門功課。第一天上午考語文，理工類考生只需從“雨后”和“說鬼”兩道作文題中任選一道寫一篇文章就可以。我寫的是“說鬼”?？纪旰蟠蠹乙蛔h論才知道，有的同學一著急把“鬼”字看成“兔”字，文章中大談其“兔”，結果是洋洋千言，離題萬里，不少同學因此而名落孫山，望兔興嘆！考完語文后下午考政治。在縣招待所吃完中飯稍事休息后，我們列隊朝考場走去。
七月的撫州驕陽似火，到了撫州一中后，我和幾個同學在一顆大樹蔭下乘涼，等候進場的鈴聲。此時我感覺頭腦發(fā)暈，全身無力，馬上告訴身邊的同學去找醫(yī)生和校長。當黃校長、黃校醫(yī)和考場值班醫(yī)生等向我走來時，我先看到他們的身影，然后這個身影逐漸模糊，直至我中署暈倒失去知覺。醫(yī)生采取從我頭頂針灸等方法很快使我醒過來，此時進考場的鈴聲已響過，考生都已進了考場。學校已跟有關方面交涉好同意我遲進考場。黃校醫(yī)一直陪在我的身邊，直到我認為可以，他陪我小解后把我送進考場。當我答完政治考題，回過頭來檢查時，發(fā)現(xiàn)句子里的許多“的”字都漏掉了，我趕緊樸上，鈴聲響了后我才不慌不忙的把考卷交了上去。幸好第二、第三天考數(shù)、理、化和俄語時我平安無事。一得知我考上北京大學的消息后，蘭希定、徐琦瑞老師受學校委托不辭辛苦專程從上頓渡步行四十多里路到我家報喜，使我十分感動。
1962年我能如愿一舉考上我的第一志愿北京大學要感謝培養(yǎng)我的母校，感謝在教育第一線為教育我們付出辛勤勞動的所有老師，感謝像黃校醫(yī)那樣為了母校的發(fā)展和壯大在第二線默默耕耘的母校職工，感謝為我們創(chuàng)造了一個寬松、祥和、不受干擾、師生間充滿關愛的學習環(huán)境的以黃定華為首的校領導！祝愿母校更上一層樓，為祖國培養(yǎng)出更多更優(yōu)秀的人才！
